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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在现实认知观的基础上，对其描写成非常态性现象。是文学体裁的一种，侧重于事件发展过程的描述。强调情节的生动性和连贯性，较适于口头讲述。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毛爷爷的故事范文四篇,欢迎品鉴!
毛爷爷的故事1
有轿车不坐
老红军杨辛克，贵州松桃人。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后任抗大学员、八路军129师358旅教育干事、指导员、公安总局科长、豫西地区副专员、贵州省工业厅副厅长、省经委副主任。1983年6月，杨辛克同志向我回忆起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延安坐车还是骑马而引发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抗战时期的延安，中央领导到哪里都是骑马或步行。一位华侨送给延安两辆小轿车，警卫战士们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
可是没料到，在分配车时，毛主席提出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
尽管大家都希望配给毛主席一辆轿车，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一台配给了主管军事工作的朱老总，另一台配给了延安的“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
一次，毛主席骑马去枣园开会，在回来的途中，马突然受惊，将主席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左手摔伤了，手腕肿起老高。担任警卫员的辛克既着急，又害怕。主席见他紧张，一边安慰他，一边把马缰绳递到他的手中，自己步行回到了延安。
出事以后，朱老总和“五老”都要把车让给毛主席坐，甚至把车都开到主席跟前来了，全让主席给“撵”了回去。
毛爷爷的故事2
亲手工作算自己的劳动
四川阆中人熊云，1933年参加红军，曾任中央军委机要科译电员，华北特种兵新建工厂政委。1983年6月，我还在编辑《星火燎原》的时候，听他讲了毛主席在延安参加大型生产运动时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
1942年底，延安大规模生产运动开始后，毛主席更加忙碌。他有一个习惯，喜欢晚上工作，有时候忙碌是通宵。这样，毛主席的睡眠时间越来越少。在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中，他经常忙碌一晚，第二天下午照常和中央机关的同志一起去工作。
当时熊云在中央机要科当译电员，和主席一起住在枣园。枣园有一排窑洞，用两面墙隔成三个院，主席住在北边的院子里，机要科住在中间的院子里。
机要科的同志们看到主席工作那么忙，休息时间却那么少，很担心他累坏了身体。趁主席到地上去的时候，他们几个机要员一合计，就抢着跑到主席面前，提出帮他挖地。主席慈祥地笑了笑，看着他们这群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挥手示意不让他们帮忙，并说：你挖的地，不算我的劳动，亲手干才算自己的劳动。
就这样，毛主席花了几个下午，亲手挖了两亩多地，在地上浇了水，施肥，种了番茄、辣椒等蔬菜。不久，绿色的蔬菜和丰富的果实使枣园的后山坡更加美丽。
看着这丰收的景象，中央机要科的同志们非常感慨，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洒下了毛主席辛勤劳动的汗水！
毛爷爷的故事3
948年5月1日，毛泽东致信香港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民盟负责人沈钧儒，信中写道：“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在给陈嘉庚的信中说：“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在给司徒美堂先生信中说：“至盼先生摒档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对于这些民主人士，毛泽东用了几个极为谦逊的词，如“弟”“予以指教”“并祈赐复”“至盼”等，谦虚之情跃然纸上。
1949年６月，毛泽东再次诚邀宋庆龄，写道：“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匆却为盼！”信中的谦词——“违教”“仰望”“趋前致候”“敬希命驾”“就近请教”“至祈匆却为盼”等，字字彰显出毛泽东为人的谦恭和对革命事业的孜孜以求。
谦虚是一种品格，一种姿态，一种风度，一种修养，一种胸襟，一种谋略，更是一种智慧。从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的谦虚风范可以看出，“谦虚”，蕴涵了对中国共产党人理想、宗旨、奋斗目标和作风风范等极为丰富的时代要求，开拓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走向执政地位的新视野和新境界。
毛爷爷的故事4
毛主席对毛岸英“约法三章”
“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毛主席对自己儿子的“约法三章”。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常常都是因子女而引发的，如果他们也用毛泽东的这个“约法三章”，党内又何来因子女而产生的腐败呢？
田志芳，四川广安人。1933年参加红军，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营长、团参谋长，建国后，曾任东北军区后勤部车管处处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军事代办处顾问。如今回想起，1983年12月他跟我说的延安时期毛主席对儿了毛岸英严格要求的故事，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再一次油然而生。
1946年初夏的一天，在中央机关大食堂吃晚饭时，田志芳发现新来了一位同志，高个、宽肩、体格健壮，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军装，显得很精干。他发现这人有些面熟，在哪见过呢？寻思半天，可怎么也没想起来。
吃完晚饭，田志芳来到杨家岭沟口的花园。这里原来是个墓地，叫杨家坟。中央机关搬到杨家岭后，就在这里种上花草、瓜菜，便成了个小花园。这会儿，红茸茸的鸡冠花、紫幽幽的牵牛花、黄橙橙的南瓜连成一片，别有一番情趣。
田志芳在一个石羊背上坐下，掏出整风文件准备看上两页。这时，只见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和一个青年慢慢走来，细瞧正是那位面熟的新同志。他们一边走，一边亲切交谈，从他身旁走过。他连忙问身边的一位同志：“和徐老在一起的是谁啊？”
“那是毛岸英同志，刚从苏联回来。”
“毛岸英？”
“就是毛主席的儿子。”
哦！田志芳猛地拍了一下脑门，怪不得面熟呢，原来是毛主席的儿子。
可他又有了疑问：“怎么毛主席的儿子还和咱们一起吃大灶？他刚从苏联回来，能吃惯咱这小米饭、山药蛋？”
那位同志瞥了田志芳一眼说：“毛主席一向对自己要求严格，给毛岸英‘约法三章’，要他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啊，原来是这样。
过了一段时间，看不到毛岸英同志来大食堂吃饭了。后来，在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前夕，毛岸英又回来了。他的脸变黑了，身体也瘦了。一打听，原来是毛主席把自己的儿子派到最艰苦的山区，上“劳动大学”去了。在那儿，他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身为领袖的毛泽东同志，对自己的子女严格要求，使边区军民很受教育。由于党的领导同志都这样以身作则，所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延安才得以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