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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大学生如何弘扬建党精神
[论文摘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在着力构建现代道德规范时，我们不能忽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是应该把构建现代道德规范建立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使现代道德规范构建有历史的和文化的根基，才能彰显和谐中国的社会底蕴。从而更好的去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面临的“道德失范”现象。
[论文关键词]中国;道德规范;建构;启示
一、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精神
中国传统伦理源远流长，精微而博大，这对我国传统道德规范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系统与建构原理。这种系统与原理是传统的道德规范特质不可缺少的要素。这里我们抛开些先验的理论模式，从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本身的特质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与总结。
1.家族本位
中国血缘文化的特点，决定了中国伦理精神以家族为本位，因此在道德规范中人们也以家族利益为核心。正如黄建巾先生所说：“巾土以农立国，国基于乡，民为聚族而居，不轻离其家而远其族，故道德以家族为本位。所谓五伦，届家者三，君臣视父子，朋友视兄弟，推为则四海同胞天下一家。”
这种家族本位主要表现在人伦关系中以家族血缘为原型，设计整个人际关系。血缘家族是传统伦理的根本，它在伦理生活，伦理精神中具有绝对意义。中国文化价值取向、出发点以及人的确立方式等都有着浓厚的家族本位思想，如孟子在“人伦”中把调节家族内部的核心关系——父子关系的道德规范列为首位：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腾文公上》)。《大学》提出“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表明了家庭伦理的重要性，以及后来董仲舒制定的“三纲”中，“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内容，其中两纲属于家庭伦理。因此，家族精神既是人伦的原则与出发点，又是人伦的归宿;既是人格的出发点，又是人格的最高理想。家族的原理就是整个社会的基本原理，家庭精神不仅是中国道德规范的根本精神，而且也是中国伦理精神的根本，这种家族精神对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在社会道德规范上，它使血缘关系成为整个社会的根基;在个体道德规范上，以考悌为核心;在思想上，以亲疏、亲尊为道德思维模式。其次，它确立了传统道德的核心一一维护血缘关系和等级统治的孝亲忠君，始终是封建道德规范的基本原则。第三，以血缘为最高价值取向，“亲”成为价值的始点与标准，血缘宗法足社会结构的原理，形成一种家族式的集体主义。但这种家族的原理与精神，对家庭来说是比较满意的，而对国家则是灾难性的。第四，以家族为本位的传统伦理，也造就了中国的宗法家长制的君主专制制度相结合的社会。
2.重义轻利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一个根本观点是“重义轻利”，那么很显然在巾国历史长河中中国人将“重义轻利”就作为一条指导行为的道德规范。所谓“义”，主要指道德伦理，后经董仲舒，朱熹将它哲学化和神化为“道”或“天理”。所谓“利”，指个人的私利、私欲，并不泛指国家、民族的普遍利益。在中国史上，体现“重义轻利”思想的例子数不尽数。如，孔子言：“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论语·里仁》)“子罕言利”(《论语·子罕》)苟子主张以义制利。他说：“正义而为谓之行。”(《正名》)即认为符合义去做，就叫做德行。又说：“利少而义多，为之。”(《修身》)“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重死而持义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到了汉代的董仲舒那里，在义利关系上，仍是重义轻利。其言日：“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权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矣……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而大无意者，虽富莫能自存。”(《身之养重于义》)明清之际王夫之也认为离义无利。《尚书引义·禹贡》说：“立人之道日义，生人之用日利。出义入利，人道不立;出利人害，人用不生……”但中国的重义轻利思想实际上是被当时统治者利用，最后变成了被统治者的个人利益应无条件服从统治者的利益，而且是绝对的服从，故有“杀生成仁”、“舍生取义”的说法。这种义利观更加突现了中国人在处理个人与国家、集体、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上是以“重利轻义”为道德准则的。
3.个体至善
在中国伦理精神中，个体至善的传统也是表现的相当明显。因此社会倡导的道德规范体系主要是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中国伦理强调道德修养，强调克己，提倡存理灭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就是这种追求个体至善的价值取向的体现。孟子提出的存心、养气、寡欲思想;孔子的“克己”、“修己”、“正身”的修身方法，等等，都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社会所倡导人们个体至善的道德规范。根本旨趣是改变自己以适应或维持社会秩序。它以个人本性即善之人性为起点，强调个体的上心诚意与修身养性。修身养性实质上就是以“道德我”克服“欲望我”，达到道德上的超越。在个体与整体、个人与社会关系上，突出个体为善的主动性，强调通过个体道德主动性的发挥来完善人格。这种价值取向，它不是以追求社会及社会规范的公正合理为目标，而是以个体对社会规范的自觉遵循即个体至善为条件，一是在政治生活中，就导致这样的现象：个体越修养，越至善，政治越专制，社会越不合理，也就是在造就“道德的人”的同时，维护着一个“不道德的社会”(封建社会)。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伦理的悲剧。
4.中庸和谐
中国伦理精神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的中庸境界，这种“极高明”的中庸境界落实到道德行为上就是求和执中，无过无不及，这种中庸和谐的伦理精神也正是社会所倡导的一种道德规范。引导着人们的行为。具体地说，就是严格按照孔子要求行动，求得个人伦理的贯通和谐，并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达到人性的提升，由此也达到人伦建构与人性提升的和谐。中庸之道，就德性状态来说是执中，就价值取向来说是求和，就最高境界来说是天人合一。这里的“和”包括个体德性的“和”与社会伦理的“和”，不论是个体德性的“和”还是与社会伦理的“和”，总的来说，就是要达到各种伦理关系之间的和谐，达到于天下一家的境界。这种“和”的境界，也就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的五伦境界，亦即是孔子“礼”的境界。“礼”的核心就是“和”，“礼之用，和为贵”，“礼”的境界就是“和”的境界。总之，中庸和谐的精神是中国伦理的最高精神，而天人合一则是这种精神的最高价值与最高精神指向，它是中国伦理的整体精神形态。指导着人们的行为规范。而我们今天要努力创建和谐社会，是与我国传统伦理中追求中庸和谐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5.人情主义
人情精神是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突出特点，因此中国国民在道德规范中所体现的人情味是十足的，它用人情的法则建立起人们间的伦理政治关系，使人情成为宗法社会的深层的人际结构原理与社会结构原则。人情主义的本质是伦理政治，它是人们在主观精神形态上把伦理与政治融为一体。
具体来说人情作为一种社会主动机制，其表现为正己修心;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在传统伦理中，“君之心为惠，臣之心为忠;父之心为慈，子之心为孝。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的结果就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那么在日常生活中，这种人情主义使社会生活具有较浓的人情味与人性气息，孔子的忠恕之道也就是“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人情主义精神形态的最好表述。在中国人的骨子里，那种人情味一直教导着人们要知恩图报。直到今天，中国人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仍然比较注重人情，应该说是历史的人情种子留在了我们体内，不断的滋生着，约束着，也引导着人们的行为。
二、中国道德规范的重建
以上从家族本位、重义轻利、个体至善、中庸和谐及人情主义论述了我国传统道德规范的精神，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的文明，有很多旧的规范已经僵化，并且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桎梏，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规范都不合情合理。因此，中国伦理中的道德规范精神哪些仍需保留，哪些需要抛弃，在这里就形成了问题的关键。中国伦理中道德规范的重建是势在必行了。
根据时代精神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建构起新的、现代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这是近代以后的中国道德规范发展的大趋势。如果把中国道德规范的建构放在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国际大潮中，新中国道德规范的建构就是由优秀的传统道德规范精神与民主精神，科学精神的辩证统一。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源于西方，但是我们不能将西方的东西全盘引进。中国的传统道德规范精神是有很多问题，有些道德规范可能既不尊重客观必然性，又无价值意义;有些道德规范可能尊重客观必然性但元价值意义或有价值意义但不尊重客观必然性，但我们不能全盘否定。只有在传统道德规范了注入西方科学、民主的时代精神，才能给原有民族精神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伦理和科学、民主的统一，既是中国文化的新模式，也是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突破，具体问题如下：
1.“家”与中国道德规范
在前面，我们谈到“家族本位”是中国道德规范精神的根基，血缘关系构成中国伦理关系的范式，家族道德规范成为个体德性的源泉，“家”在中国伦理中具有绝对的地位。家族本位给中国伦理精神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人伦建构上，它形成了“血缘一宗法一等级”三位一体的关系。它的优点在于在个体德性上强调孝道，人伦情感，整体至上等，这恰恰是尊重了客观必然性。这些好的方面，我们仍要继承、保留并发扬光大，但是这种家族本位的道德规范中也有十分明显的缺陷。它使人的伦理精神意向局限于家族之中，用血缘关系厘定社会关系，从而被统治阶级加以利用，产生了不道德的社会(封建社会)，应该说，中国人精神结构中法制观念、自主意识，自由意识的缺乏与这个缺陷是分不开的。这却有违我国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一直到现在中国人在这三方面意识中仍然完全摆脱不了此困境，因此，中国道德规范的重建，一方面要改变原有家族精神中的不足方面，保留并发扬其中具有优越性的特色;另一方面，要根据家族关系的变化改变伦理精神的原理和结构。概括地说，就是要改变家族本位的传统，由家族本位变为社会本位，使家族伦理变为社会伦理。同时要改变由家族权威而导致的尊卑等级的传统，形成民主、自由的伦理基础。中国伦理精神的家族本位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但必须根据新的时代精神对其加以改造，形成一种新的伦理精神格局。只有这种既能保持优点又能克服缺点的新的道德精神，充分体现出它的客观必然性和价值意义的道德规范，才能被我国公民内化并发扬光大。
2.“人”的理念
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对“人”是及其重视的，甚至将人放在核心地位。因此它强调“个体至善”“重义轻利”，当然“个体至善”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强调义务、轻视权利。因此，塑造了极高的圣人人格。这种伟大的人格在中国史上随处可以体现，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困忧民形象都是如此。
在这种人格力量的影响下，中华民族培养出…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但这些理想人格表现出一个共同倾向，他们的主体性只是道德的主体性，即是履行社会责任的主体性，他们不追求个人的地位、基本权利，而是处处追求着道德理想，处处体现着献身精神。没有把自己放在“人”这个主体的显赫位置，也不注意对自我的珍视，如与之相联系的俗语就深刻地表现出了这一点：逆来顺受、唾面白干、看人脸色行事、得饶人处且饶人，等等。人活着首先不是以自我为主体，甚至不知道自己首先是个人，几乎是在为别人活着，很看重别人怎么看我，怎么评价我。这种价值取向，桎梏着人的全面发展，使个体毫无个性和独立性，有的只是无条件的认同和追随，在这种社会中人民也毫无民主意识。这样的道德规范价值取向与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严重相悖。因此，中国道德规范的重建，必须倡导人们不仅要有道德的属性，更重要的是有政治的、经济的属性，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弘扬主体意识的同时，充分肯定个人的责任感意识，应充分重视人的权利，达到权利和义务的辩证统一。而且要大力倡导民主，学习西方的民主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3.人情主义问题
中国人注重人情，直到现在可以说中国人仍然是比较有人情味的。这种人情主义道德观有它的可取之处，比如说，造就了知恩图报的人格，人与人之间宽容、互助的特征，以及就像在前厨说到的，在传统伦理中的那种“君之为惠，臣之心为忠”，“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的优良传统美德。但是，演变到今天我们的社会中出现了这样一个负面的影响，那就是愈演愈烈的人际结构原则和社会结构原则。这种人情精神的根基使得“亲亲”是出发点，亲属之间、朋友之间，任何事情都好办，无能也提拔，处处托关系，找门路。导致了我们今天颇于无奈的腐败现象。这一切不足我们想要的道德价值取向，因为愈演愈烈的腐败，只能阻碍社会的进步，社会最终元价值意义获取。如果国人将这种畸形的道德价值取向内化，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不可想象，甚至有被葬送的危险。因此，我国道德规范重建立，应该加大反腐力度，强化公平、公正原则，给每一个人创造一个合情、合理场所，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巾以科学的理念引领人，学习西方的那种科学的用人观念，才能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也才能使我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最后我需要强调指出的足西方社会倡导的许多先进的道德规范理念，我们是应该学习的。但是，在后现代化过程中，西方社会产生了许多社会伦理问题，如，性观念、责任感意识，所谓的“人权”意识等等，都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闳为，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在拿来西方的“优良产品”时，也混杂了一些“劣质产品”，甚至足“废品”，反而将我国很多传统的优良美德丢掉了。这是我们必须深刻反思并加以制止的。否则，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字路口上，可能因为国人的严重的道德失范及西方成功地和平演变而迷失方向。这将是很可怕的事情。
因此，我国的道德规范的重建问题十分紧迫。胡锦涛提出的“八荣八耻”便是国人当前严重道德失范的现实表征，其中的内容无不体现出我国的传统美德，更是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因此，通过借鉴两方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继承和弘扬我国优良的民族伦理精神，并且牢牢把握要想让人们内化某种道德规范，必须使此道德规范在尊重客观必然性的前提下获得价值意义。且人们只有内化了这样的道德规范，才是一个良性社会发展所应倡导并发扬光大的。另外，要将我国的道德规范重建赋予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最终实现巾国道德规范的现代化与世界化。
【篇2】大学生如何弘扬建党精神
摘要：红岩精神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共产党人和党外仁人志士，在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斗争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这一革命精神因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驻地――重庆红岩村而得名，是中国共产党精神宝库中独具风采的璀璨明珠，从而在中国革命精神系统中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红岩精神;南方局;中国革命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波澜壮阔而又艰难曲折的奋斗历程中，强大的精神力量无疑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正是在经历着各种苦难辉煌中，创造着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中国革命精神成为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力量。
作为中国革命精神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红岩精神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初期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中锤炼形成的革命精神”[1]。她因中共中央南方局驻地――重庆红岩村而得名，与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息息相关，在中国革命精神的宝库中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红岩精神的由来
重庆红岩，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所在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红岩精神正是以南方局所在地“红岩”为象征而命名的。
“红岩精神”概念第一次出现，是在20个世纪60年代的小说《红岩》的宣传过程中。当时，为宣传小说，《中国青年报》在1962年6月14日的第四版专门设置了“红岩精神赞”一栏，其中的《昂首和埋头》一文最后写道：“我赞颂昂首屹立的‘红岩’精神，我也赞扬埋头苦干的‘红岩’精神”[2]253。这是目前发现的史料中最早出现“红岩精神”概念的。当然，此时的红岩精神主要指的就是《红岩》小说中以江竹筠、许建业为代表的革命志士的精神。
“红岩精神”概念再次出现，是在改革开放以后。1980年6月11日，原《新华日报》最后一任总编辑熊复同志回到阔别经年的红岩村，重游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后，写下了四首都以“红岩精神”开头的诗篇：
红岩精神放光辉，艰难最是创业时。
长忆鞠躬尽瘁日，不忘“江南一叶”诗。
红岩精神放光芒，九载山城意气扬。
魔窟深处酿霹雳，笔墨生涯即战场。
红岩精神放光明，霜雪资质松柏情。
敢入虎穴擒虎子，别有异军新华人。
红岩精神悠且久，八方风雨济同舟。
黑夜尽处鸡唱晓，红日冉冉照神州。
随后，1985年10月14日，周恩来的革命伴侣和亲密战友，原南方局领导人之一，党和国家领导人邓颖超同志视察重庆，重上红岩这片热土。在当年战斗过的地方，邓颖超忆古思今，感慨不已，挥笔写下了“红岩精神永放光芒”八个大字，在重庆人民心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邓颖超是正式提出“红岩精神”概念的第一位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从此，红岩精神得以冠名，并传扬开来。
熊复、邓颖超所提的“红岩精神”已不仅仅是红岩英烈的斗争精神，而是指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艰难复杂的斗争中培养和铸就的革命精神，涵盖了周恩来、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红岩战斗、生活期间形成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风范，当然也包括在南方局领导下的江竹筠、许建业为代表的红岩英烈精神。
1991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第一次来到重庆，视察红岩后，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发扬红岩精神，沿着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道路奋勇前进”的伟大号召。在重庆社会各界反响热烈。十一年后，2002年江泽民同志第四次视察重庆，对红岩精神做出了经典论述：“风雨如磐的斗岁月，培育和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社会要大力弘扬红岩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在新世纪继续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3]401同一年的10月，胡锦涛同志在重庆考察时强调，“要继承和发扬伟大的‘红岩精神’，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真正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以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人格力量影响和带动群众”。
2010年12月，同志在重庆市党政干部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重庆的光荣革命传统，熔铸了崇高的红岩精神，是激发和凝聚全市干部群众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2016年1月，更是指出，“理想信念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也是实打实、能感知、可衡量的。大家熟知的《红岩》，虽然是小说，但主要人物有原型，主要事件有史实。我读《红岩》是40多年前的事了，至今还记得江姐的难友们赞颂她的话：‘你，暴风雨中的海燕，迎接着黎明前的黑暗。飞翔吧!战斗吧!永远朝着东方，永远朝着党!’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
领导人的讲话充分肯定了红岩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指明了对全党全社会的巨大作用和时代意义，并向全党和全社会发出了继承和发扬红岩精神的伟大号召。
至此，孕育于抗日战争时期，发源于重庆西北郊的红岩历史文化，从此有了一个确定的名称――红岩精神。从此，作为烈士精神和南方局革命精神遗产结晶的“红岩精神”合二为一，成为新时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精神力量。
二、红岩精神的独特内涵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所处的地域环境、时代背景的差异，红岩精神又有别于其他革命精神的独具魅力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革命智慧
南方局是党中央建立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前哨阵地，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之上，其复杂性、艰巨性可想而知，“坚韧的奋斗精神”[4]128是周恩来和南方局全体人员的基本精神。在极为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周恩来审时度势，领导南方局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对国民党顽固派既团结又斗争。通过复杂的谈判斗争，既表明共产党对国共合作抗战的诚意，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相忍为国”“斗而不破”，团结教育了中间势力，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维系了国共合作的局面。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标志之一，也是南方局的重大贡献，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智慧。
(二)“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的崇高人格
抗战时期的重庆，汇集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统治阶级不顾前方吃紧，灯红酒绿，觥筹交错，社会环境有如“染缸”。红岩的共产党人身处“淤泥”之中，为了生存的需要，为了发展党的事业的需要，“同流”则不可避免。但在周恩来的带领下，红岩共产党人在国统区这一特殊环境里，信念坚定，洁身自好。这种“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的崇高人格正是红岩精神所蕴含的最具有鲜明特征的历史内涵，也是异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的一个重要特质。
(三)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南方局在重庆秘密成立。此时南方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这也是其开展得最为成功的工作[5]10。周恩来带领南方局广大共产党员“在千军万马中敢于与人家来往，说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学习，团结最广泛的人们一道斗争”[4]330。尽可能将国民党统治区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都团结在抗战、民主的旗帜下，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从而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向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这是中共统战实践的一面旗帜，也是中共统战思想成熟期的代表。
(四)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
在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既有处乱不惊、善处逆境的智慧，又有宁难不苟、舍生忘死的勇气。他们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长期坚守重庆，屹立红岩，经受各种考验，开拓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新局面。周恩来经常告诫同志们：“我们应从最坏的可能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要准备被捕、坐牢，甚至被杀头!不管形势如何严峻，我周恩来和同志们在一起!”正是在周恩来等领导的培育下，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不同战线上涌现出叶挺、张文彬、何功伟、张露萍、罗世文、车耀先、江竹筠、许建业、刘国■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他们“临难勿苟免、以身殉真理”[6]52，用热血和生命践行和发扬红岩精神。
(五)坚贞不屈、敢于牺牲的献身精神
周恩来率领的这群战斗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共产党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奉献出一切。皖南事变后，周恩来苦撑危局，发表黑暗中的演说：“要牺牲，我们一起牺牲”;抗战胜利后，吴玉章临危受命，坚持斗争，“有什么乱子，我去顶住，顶多是牺牲，牺牲也值得，我也应该负起这个责任”;罗世文身陷囹圄，面临死亡，“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心续尚宁，望你们保重奋斗”;陈然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这些正是南方局共产党人坚贞不屈、敢于牺牲的献身精神的生动写照。
三、红岩精神在中国革命精神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红岩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形成的一种革命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产物，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凝聚和升华，在中国革命精神系统中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红岩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共产党历时95年的奋斗历程中，先后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系列形态各异、各具特色的革命精神。他们继承和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成为凝心聚力、团结战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红岩精神作为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精神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与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革命精神一样，产生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孕育于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中，“都是中国革命精神中的璀璨明珠，共同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7]254。
(二)红岩精神在中国革命精神中独树一帜
井冈山精神、红岩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中国革命精神都是产生于特定的地域时空里，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革命精神的地域特征，以及地域文化在其产生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但总体来看，井冈山精神等革命精神要么是诞生在共产党创建的根据地，如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等;要么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之中，如古田会议精神、红军精神等。而红岩精神是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在解决尖锐的民族矛盾和严酷的阶段矛盾的社会环境中的产物。与其他中国革命精神相比，红岩精神是唯一孕育于国民党统治区内，与中外各种势力斗争团结形成的革命精神。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极其险恶的国民党统治区做出了极其出色的工作成绩，培育形成了别具特色、光耀千秋的红岩精神，从而使得中国共产党的精神面貌更加完整立体且丰富多彩，真正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历史的厚重感。
(三)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与作风的继承和发扬
抗日战争时期，与延安精神同时代产生的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三大作风”等优良传统在国民党统治区特定的政治环境下的继承发扬。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为开拓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新局面，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坚定贯彻中共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党的优良传统运用于国民党统治区，赋予中国共产党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三大作风”以新的表达方式和实践途径。如结合国民党统治区实际情况，对秘密战线上的广大党员提出的“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的政治要求，为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出的“三勤三化”的工作方针，无不是南方局创造性地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生动体现和必然结果，也是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作风的智慧宝库。
历史证明，由周恩来培育、践行、倡导的红岩精神与其他革命精神一样，都是孕育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和进程中，都是历经千?N百炼凝结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她们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见证着民族复兴的艰辛和辉煌;她们继承着过去，更昭示着未来;她们更具有穿越时空的恒久价值和生命力，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逐梦之旅上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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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大学生如何弘扬建党精神
总书记在庆祝建党100周年大会上提出，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征程上，着眼于实现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目标，对当代青年提出的新要求。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我们要切实领悟这一思想内涵，着力推动当代青年大学生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努力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首先，培育学生坚定的信念。伟大建党精神首先展现的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难之际为实现中华民族自强而奋斗的坚定理想信念，生动注释了一个道理：青年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当代青年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主力军。他们的理想信念是否坚定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当前，我国青年学子整体上是理想信念坚定、政治立场正确、奋发有为的一代。但不可否认，也存在少数看似内心遇事淡定、无甚波澜、云淡风轻的所谓“佛系”青年，他们实则心无大志、不关心个人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更不能把个人的理想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我们要引导青年学子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其次，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如果不是100年前在嘉兴南湖红船上那群青年有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哪来中华民族今天的兴盛。今天的中国，虽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我国发展仍有一些短板，一些关键核心技术、设备还受制于人，这些都已成为制约我国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变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因此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青年一代显得尤为重要。高等院校要主动承担起这个历史使命，将创新精神的锻造、培养作为育人的一项重要内容。再次，锤炼学生的奋斗品格。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史就是一部奋斗者的历史。
一百年前，一群青年从嘉兴南湖红船起航奋斗，为今天新时代的奋斗者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当代青年当不畏艰辛、接续奋斗，做新时代的弄潮儿。青年大学生大多将走上工业生产、社会服务等一线岗位工作，他们不仅要在精神上具有奋斗的品格，还必须在思想上准备奋斗，在行动上勇于奋斗。因此，高校要以革命先辈为国家、为民族奋斗的先进事迹和精神来鼓舞和激励青年大学生，要以新时代的大国工匠精神来重塑他们的精神世界。在学习和实践中不仅要培养他们具有高超的技艺和精湛的技能，还要锤炼敢于吃苦、勇于奋斗的品格。第四，陶冶学生的奉献精神。
从嘉兴南湖红船上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吸引了无数青年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从井冈山精神、抗洪救灾精神、抗击非典精神、四川汶川大地震事件和载人航天精神，我们可以看到奉献精神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在青年人身上的生动体现和丰富内容。当前，我们建设的美好生活和伟大事业正需要广大青年为之奉献牺牲。青年大学生大部分将来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基层去工作，面临着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等现实问题，不具备奉献牺牲精神是很难胜任的。因此，我们在教育培养人才过程中要大力弘扬革命先烈为国家前途命运奉献牺牲的精神，大力弘扬新时代劳模的奉献精神。（作者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长沙基地特约研究员，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副研究员；本文系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红色基因根植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路径与策略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