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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的对内改革先从农村开始,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对内改革的大幕。 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关于改革开放论文1500字【四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改革开放论文1500字篇1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历史演绎:

“自在”走向“自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来,我国对原有的“二元”城乡关系进行了全面认识。随着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城市产生并独立于乡村,二者是“根与流”的关系,不应该是矛盾的、分离的关系,而应该是和谐的、互助的关系。建国以来,由于我国工业基础薄弱的国情,重工轻农、重城轻乡,以“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来满足工业的发展,从而导致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不平等,造成城乡、工农关系的异化。改革开放以来,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我国对于城乡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工业的现代化,要求工农、城乡关系“返璞归真”,共同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这其间表明我国城乡关系由“自在”走向“自觉”。

(一)通过“城乡交流”来解决

“三农”核心问题“三农”问题是发展城乡关系的薄弱环节。在改革前城乡经济交换关系下,农民成了受国民经济发展缓慢影响最大的群体,他们是最贫困的群体。1978年,农民与非农民之间的平均消费水平的比例为1:2.9。与城市相比,“三农”问题尤为突出。为了缩小城乡差距,首要必须解决“三农”问题,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出台中央一号文件,主要是通过解决“三农问题”来加强“城乡交流”。在这个时期,“长期隔离的城乡商品、要素、人口流动开始松动,城乡联系不断增强,城乡集市贸易恢复发展,部分农产品价格和流通管制逐步放开。”五年的农村改革,从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到取消人民公社体制、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再到推进农业的市场化改革,这些举措极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对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一阶段的农村改革对农村生产力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放活了农村经济,改善了城乡、工农关系,并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差距,但仍然是局部地就“三农”问题来解决“三农”问题。虽然在198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指出要建立新的城乡关系,但只是停留在农村经济改革上,并未从城乡关系的制度层面、全局的角度来系统地解决“三农”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有学者认为,“乡镇企业的逐步萎缩,使得大量农民工涌入大城市就业,极大地带动了大城市发展”。城市铺天盖地的进行改革,更多的农村生产要素流入城市和工业,促进了城市的经济积累,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开始出现“农村空心化”和“城市中心化”,工农、城乡的关系出现了严重断层。这一阶段城乡关系的协调缺乏动力,无法对城乡关系的持续发展形成强大的推动力。

(二)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来“统筹城乡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注入活水源头。农村改革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之后,城市改革启动,改革的重心转移到了城市,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导致我国出现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面对这一形势,2002年中共十六大通过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明确指出要“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并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的重要任务。这一举措标志着我国城乡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从2004年到2007年连续4个中央一号文件每一年都提到活跃农村经济,持续推动城乡改革,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的事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观来解决“三农”问题,不再孤立地解决,而是用联系的观点,并用全局的视野来兼顾城乡、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纳入我国实现现代化进程的重大任务之一”。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框架下,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不断完善支农惠农政策,深化农村的综合改革,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

(三)通过打造新型城乡关系来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为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保驾护航。在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突出强调了我国的“三个进入”,在统筹城乡关系的制度框架下,表明我国的城乡改革稳步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取得了新的进展,开始逐步建立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体制。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关系向着和谐的轨道运行,继续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国内著名学者俞思念认为,“十八大作出的城乡发展一体化建设的新布局,把实现城乡共同繁荣放在新的高度上,是实现中国未来城乡关系科学发展的新突破”。2008年到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从侧重于农村经济建设转向农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社会建设及机制体制建设等方面,从促进农村的单项改革转向城乡的综合改革。“城乡发展一体化”所要表达的是实现城乡资源要素的互联互通,实现农村和城市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和谐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逐步完善,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而历年来对于“三农”的投入,也繁荣了我国农村的发展。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要求必须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坚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推进城市人口的非农化和传统农业的升级改造对于缓解工农、城乡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对于形成城乡关系一体化的格局有着重要推动作用。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变迁——“隔离”走向

“融合”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城乡关系的严重不协调,党中央开始着手改善城乡关系,巩固工农联盟。进入新世纪,我国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实现了总体小康并迈向全面小康的阶段。党的十六大作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并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的认识从“隔离”走向“融合”,实现了实践基础上理论的不断创新。

(一)改革开放初:

城乡破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面临工农业、城乡休养生息的双重任务,为此提出城乡兼顾和沟通城乡关系的发展思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工农、城乡经济交流还是比较频繁的,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规划,把经济重心从农村的农业生产转移到城市的工业化建设上来,直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一五计划提前完成,计划经济体制确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民公社制度、统派购制度使得城乡资源分离,1958年城乡户籍管理制度把城乡居民直接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更是直接导致了城乡分治,城乡二元结构形成。追求发展重工业使得我国的重、轻、农比例严重失调,虽然有过调整,但仍然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工农、城乡矛盾依然突出。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日益突出的工农、城乡矛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安徽小岗村“大包干”土地经营方式的成功典范,促进了全国广大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这一农村土地经营方式的改革,以及作为农村工业的主要形式——社队企业发展为乡镇企业,极大地放活了农村经济,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繁荣了农村经济。农村经济结构的改变从根本上缩小了工农、城乡差距。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是繁荣农村经济的转折点。在农村改革胜利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城市改革拉开帷幕,国企改革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放宽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放下了企业的行政包袱,促进城市工业的大发展。“邓小平确立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工业支持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强调工农、城乡要相互支持,城市要带动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城市支持农村,工业支持农业的思想结束了建国后重城轻乡、工业农业不协调的错误思想,开启了解构城乡二元结构的理论基点。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一经济体制的改革促使城乡资源的合法流动,极大地调动了工农的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了城乡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直接提出要“加强城乡改革,处理好城乡矛盾,巩固工农联盟”,为新时期的统筹城乡思想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二)新世纪以来:

城乡融合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总体小康,但仍然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站在这样的新阶段,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继续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并指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三农”问题仍然是制约统筹城乡发展的限制因素。城乡关系第一次实现了统一。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并把坚持“统筹城乡发展”作为五大统筹之一,此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一思想成为指导城乡关系的战略思想。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指出,“从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来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都普遍具有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的倾向;当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倾向。”这一认识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工农、城乡关系的认识,也从侧面表明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五年的统筹城乡发展,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获得了带动式发展。在党的十七大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被写入党章,同时又强调要把“三农”问题放在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这一思想随着城乡关系的逐步改善而产生,是统筹城乡发展在经济、社会关系方面的一种新要求,“一体化”表现的是一种城乡的“融合式”发展,是城乡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当前我国的农村正发生新的变化,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凸显,要加强农村改革,到2020年要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面对这一任务,“城乡发展一体化从概念到实践再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项影响长远的国家战略。”我国要塑造城乡关系的制度化框架,使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成为城乡发展的重要战略、关键之举。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十年实践期,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重要的准备。

在中共十八大上,习近平指出这是一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会议,并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新的目标,要高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的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建设”与“建成”一字之差,折射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更多强调的是要释放改革红利,使改革成果能公平地普照每个人,而重点在农村、在贫困地区能享受到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因此,我们要更加关注城乡资源公平问题。我们仍然要把全党的工作重心放在“三农”上,继续加大城乡发展统筹力度,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全会提出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建立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从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到“城乡发展一体化”,这是一个统筹城乡发展理论从局部到全部、部分到整体的系统演化过程,不仅是一种制度上的创新,更是理论上的创新,从而带动实践的创新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桎梏,并指出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要解决这一难题则必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这一句话,表明我们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决心与路径,因此我们要着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全面深化改革,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个方面进行突破,“‘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总体规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除此外,还有一个新的理论突破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改为市场起决定作用,“决定”一词不仅可以活跃城市经济,而且可以活跃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城乡资源的整合与流动,对于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无疑是锦上添花。

三、统筹城乡发展的当代价值——“此岸”走向

“彼岸”工农、城乡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是一个需要长期解决的问题,不能一蹴而就,因此,我们要长期坚持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策略。城乡发展一体化能够促进“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推动建立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指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中国梦”的实现起到了价值引导。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从“此岸”走向“彼岸”。

(一)促进“三农”问题的有效破解

“三农”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城乡发展一体化,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尤其是偏远山区、贫困地区,制约着我国和谐社会、共同富裕的实现。而城乡发展一体化正如习近平所提到的那样就是“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三农”问题跳出“三农”问题的圈子,有了新的解决途径,就是从城乡一体的角度来统一解决,也就是城中有乡、乡中有城,城乡深度融合。这一战略实际上是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城市扶持农村模式。由于“三农”问题比较复杂,而且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薄弱环节,因此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要各个击破。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是三大产业之一,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为第二、第三产业提供物质基础;工业作为第二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先导,能够带动农业的发展。因此农业的基础地位不能动摇,我们要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用工业的发展来带动农业的发展,只有处理好工农业的关系,才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农业的现代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之一,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工业的发展能够促进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优化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的生产率,实现农业的规模集约生产,大大提高我国的粮食产量,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农村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积累性贡献,其经济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城市,而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拥有先进的生产要素,因而城市把先进的生产资料流入农村,能够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城市与农村从根本上说是和谐共生的,我们经历了农村支持城市发展的阶段,并实现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现在我们已进入城市支持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阶段,并将此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目标。只有保持城乡互惠、城乡一体,才能解决好农村问题,同时也促进城市的发展。农民是农村改革的主力军。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经济更加繁荣,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客观上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但是由于农户身份,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服务,同时也造成了农村空心化和城市中心化。我们称这一群体为“农民工”,是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群体,一头连着城,一头连着乡,“他们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劳动者与建设者,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为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体制的建立与健全,能够有效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成果。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这句话,表明了“三农”的重要性,突出强调了要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下保障“三农”利益。

(二)推动建立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七大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就是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框架下提出的,这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方式,同时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规划也有助于城镇化的实现。党的十八大继续强调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直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这一理论创新表明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规划下,我国的城镇化实现了新的发展,进入人口的城镇化而不是土地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在统筹城乡思想的指导下,实现农业人口的非农化,促进城乡资源流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终实现农村形态下农民的市民化,让更多的农民不用远离家乡外出务工,能够就近创业就业,实现城乡居民的融合。城乡之间没有隔离带,让城市融入农村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推手,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现新型城镇化,就是在以人为本的指导下实现“人”的城镇化,是把全体人民纳入在内,不只是城市居民,更重要的是农民,这种城乡一体的新型城镇化不只是追求经济增长的城镇化,更是追求生态财富的城镇化。2015年11月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到五大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反映了当下我们要走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由追求高速增长向更加注重中低速前进的城镇化的一种新常态。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布局下,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只追求经济效益的城镇化,是突破传统的、协调城乡的、宜居生态的、国内国外的、城乡共享的新的城镇化。

(三)指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我国“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之一,是我党“两个一百年目标”之一,也是“中国梦”的第一个宏伟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承载着我们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小康社会的昨天是总体小康的实现,今天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明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三对关系是我们必须正确把握的。昨天是今天的铺垫,今天是明天的起点,明天又是昨天和今天的果实。我们只有统筹兼顾,才能建成全面小康。习近平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这一句理清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关键在农村,道明了建成全面小康的“全面”二字。全面小康不只是城市居民得以享受的,更是农村农民得以享受的,是一种新的“城乡共享”小康的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能否如期实现,关键看我们能否坚持并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目标,这也是昨天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明天期望我们的行动指南。城乡发展一体化实现了城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协调式发展,内在地包含着全面小康在新时期这五个方面的新要求。只有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程,才能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才能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连接城乡命运共同体,才能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共同繁荣,才能加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四)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建国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目标首先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提出。由于中国当时经济落后的国情而确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侧重在经济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简称“四化”。后由于文革而中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毛泽东思想,把经济建设的重心重新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以“三步走”战略的形式量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由物质文明走向物质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新论断,并于党的十三大上首提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七大把“和谐”加入,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并最终形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系统表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至此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由原来的“四化”变为现在的“新五化”。现代化理论的发展过程表明我国的现代化是处在动态中需要根据实践不断丰富完善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的“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另一个目标,这是一个全面的建设目标,于本世纪中叶实现,形势刻不容缓。城乡发展一体化在这一目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就像习近平所讲,“工农、城乡关系始终是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处理好而且容易出偏差的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城乡建设是全局中的关键要素,必须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才能对现代化建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五)“中国梦”的价值指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指出这不仅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更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直接把国家、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把人民的梦上升到国家的层面,形成一个“家国梦”。这不是简单的理论概括,而是深入到实践的行动指南,是惠及十几亿人口、实现每一个人的发展的复兴梦。它的深刻内涵把每一个人融入进来,体现着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思想。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一伟大梦想,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来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其中的一个战略目标,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并身体力行,这样才能筑起“中国梦”的复兴之路。综上所述,城乡发展一体化从深层次来讲正是一种追求城乡发展公正、和谐的战略思想,谋求的是城乡居民共得共享,平等地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中,更要平等地享受社会主义建设的福祉,追求社会的公正对待,城市和农村人口都能享受到社会主义建设所产生的优越性。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革的攻坚区、深水区,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但城乡发展不均衡导致城乡居民无法同等地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因此在效率与公平问题上我们要更加注重公平。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思想有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为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创造条件。

改革开放论文1500字篇2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通过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以及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文化领导权等研究成果的梳理,为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177(2019)02-0016-03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学者从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成绩斐然。本文旨在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笔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梳理。

   1第一阶段:1984年末至1993年

   这一阶段出现了研究毛泽东文化观的热潮,对毛泽东文化观研究不断得到重视。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1对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的研究

   杨伟认为毛泽东中西文化观,是在近代中西文化论战的广阔背景下产生的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列主义文化观,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是其主要特点。[1]蔡四桂指出毛泽东深刻总结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经验教训、分析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特点、明确地提出了对待中西文化的基本方针、形成了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中西文化观。[2]汪澍白在《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演变》一文中,对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的演变进行了一番探讨。陈增辉对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探索,指出毛泽东中西文化观是在运用中西文化中的精华正确回答中国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产生。[3]黎永寿认为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综合了当时先进人们文化观的时代特色、时代局限和毛泽东本人的个性特征,作者进一步指出五四时期毛泽东文化观本质上是中西文化比较观,破旧出新是其特点。[4]田彤认为青年毛泽东经过中西文化熏陶,逐渐形成马克主义文化观基础。[5]

   1.2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

   这一时期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以段书勤、牟岱、张文联和王炯华最为典型。段书勤指出毛泽东文化观核心特色是批判继承和吸收中西文化精华,发挥其为人民服务的作用。[6]牟岱认为毛泽东的文化观因时不同,阐述了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文化观的特点,最终指出毛泽东文化观的四个特征即鲜明的党性和科学性、民族性、大众性、开放性。张文联、王炯华认为毛泽东文化思想思维独特,实际化思维特色、群众化思维特色、政治化思维特色、形象化思维特色贯穿毛泽东文化观始终。[8]

   2第二阶段:1994年后期至1999年

   这一阶段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研究趋于成熟、稳定,且侧重从微观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梁念琼认为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体现在实践意义与理论意义并重、历史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统一、人民主体论特征、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等六个方面。[9]王海梅认为毛泽东文化观具有民族性、民主性、实践性、继承性。[10]陈志杰有不同的观点,认为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明显地具备双重色彩,既有中学的传统又有西学的印记,而西学占据主流。[11]杜艳华从不同角度出发,指出毛泽东中西文化观具有开放精神、广采博取的精神、创新精神。[12]

   这一时期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更为客观地论述毛泽东文化观,牟岱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为目的出发,对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的原因、特点和意义进行分析,指出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与其家庭生活经历、传统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受马列关于文化论述的影响、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是政治斗争的必然要求。[13]张慧明以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为目的出发,深刻分析了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指出毛泽东关于新文化教育的基本观点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同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方针。

   在这一时期,孙铭有对毛泽东的文化学思想进行了讨论,作者指出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标志着毛泽东文化学思想的基本构成,并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毛泽东文化学思想体系。[15]李建英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结构进行了探讨,论述了毛泽东文化思想结构的形成及特点,指出毛泽东文化思想结构具有兼容性,结合了中西文化中的精华和马克思主义,并指出毛泽东文化思想以政治为主体,重视人的意志力。[16]

   3第三阶段:21世纪以来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更加细致丰硕,主要研究成果分為以下几个方面:

   3.1对李大钊文化思想与毛泽东文化思想关系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陶红霞等人的研究最为典型。关于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的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表现在对待中西文化都采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态度,都主张中西合璧创造中国新文化。[17]管晓莉则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对于中西文化观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李大钊、毛泽东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对中西文化都进行辩证的否定,均认为中国新文化源于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关于李大钊文化思想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影响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文化思想及其所展现的先进性对毛泽东影响深刻,且成为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丰富思想源泉。毛泽东早期文化观吸收了李大钊文化思想的东方文化观、西方文化观、文化发展观的认同和吸收。[19]杜艳华则认为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内容与李大钊文化思想表现了诸多的联系与一致性,李大钊对毛泽东文化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是使毛泽东在中西文化问题上能超越近代思想家康、梁、严复等人,并迅速走向科学的重要原因。[20]

   3.2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界对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做了初步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黄卫星、李彬将葛兰西与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进行比较,认为葛兰西和毛泽东有关文化领导权的思考与论述颇多相同或相通之处,比如双方都重视精神的力量、文化领导权的意义优于政治和经济的统治等一般原则。[21]郑祥福和范虹邑进一步分析了葛兰西“阵地战”策略与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针,认为毛泽东的方针更具实践性和现实性。张士海提出毛泽东虽未明确提出“文化领导权”的命题,但在其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领导权思想。[23]作者深刻分析了毛泽东关于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战略地位、理论维度、实践维度等方面,认为对当前我国文化领导权建设具有深刻的意义。李雅兴、韩贤胜探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毛泽东文化领导权形成的关键时期,对中国共产党加强文化领导权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高文化软实力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24] 3.3从微观入手对毛泽东文化观进行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后,很多学者试从微观入手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譬如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民俗文化观、民主行政文化观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如下:

   對毛泽东民族文化观进行研究最为典型的代表是严考亮,严考亮从民俗文化的视角研究毛泽东民俗文化观,对毛泽东民俗文化观形成的社会历史环境、特点与独特性进行了探讨分析,作者认为毛泽东民俗文化观是毛泽东对民俗文化进行社会实践和理论思考的结果,具有实践性、批判性和应用性等特点。严考亮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对毛泽东民俗文化观的现实启示进行探析,他指出要正面教育和引导传统信仰习俗、注重人文关怀、积极传承优秀传统习俗文化。[26]

   覃梦早对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进行了讨论,作者着重论述了毛泽东民主行政思想的提出、民主行政价值观的界定、民主行政本质的定义以及民主行政的一系列运作原则和方法,指出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民主行政文化观,对于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文化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27]吴燕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进行分析,阐述了毛泽东法制思想的要点和党的法制方针以及共和国法制建设的曲折历程,探讨了毛泽东法制文化观对当今的消极和积极影响。周直对毛泽东革命文化观进行了探析,分析了毛泽东革命文化观的内涵、特点,论述了其发展历程,对毛泽东的革命文化观进行了反思,提出在现代化的新形势、新任务下,毛泽东革命文化观仍然有着警示作用。

   除以上学者外,还有学者从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文化创新思想、文化批判思想、文化政策思想等角度进行分析。譬如潘娜从建构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视角出发对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进行分析,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突出体现了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同时指出传承和发扬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要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强化法律和制度建设,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亓娇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大众化理论,指出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是实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杨成敏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创新思想,指出文化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3.4毛泽东文化观与当代

   这一时期学术界渐重视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这一时期主要代表有康渝生、孙宏健等人。康渝生认为梳理毛泽东有关文化问题的理论建树,透视浸润于其中的致思理路,有助于进一步把握毛泽东文化观的精髓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33]孙泽学在分析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基础时提出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应与经济、政治发展相适应、新文化建设要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吸收外国先进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等思想,为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孙宏健在分析毛泽东文化观的基础上提出毛泽东文化观关于文化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成功经验,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积极启示作用。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及相关问题探讨深刻而广泛,研究成绩斐然,但还有一些研究薄弱环节需加强。笔者认为纵观目前研究成果,一是对于现实价值还需深刻探析,深入把握,深入挖掘毛泽东文化观对现代文化建设以及文化自信建设的现实价值;二是笔者发现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影响论述欠缺,有待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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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论文1500字篇3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关键词:经济制度变迁;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市场主体;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市场经济体制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21)01-0001-11

  一、引言:经济制度变迁的动力与阻力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二、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第二,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农村与城市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或典型的二元经济制度),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往来较少,且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农村占很大比重,使得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可以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内进行。这种经济制度变迁的启动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冲击不大,可能遇到的阻力也比较小。邓小平同志指出,与农村改革不同,“城市改革每走一步,都会影响千家万户。”[3]537“城市改革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3]546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第一步,是把农民塑造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不断丰富城乡农副产品市场,改善了城市的农副产品供应,使包括城市居民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得到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帕累托改进”的制度变迁,也就是人人受益的制度变迁。现在回顾起来,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制度变迁中,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第一步,即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制度变迁成本最小而变迁效益最大的,短短几年内就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能解决的温饱问题,没有这一步经济制度变迁的极大成功,其他经济制度变迁(特别是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无从谈起。对这一步经济制度变迁,无论作怎么样的评价也不会过高。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农民家庭承包“是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根本,也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根本。”[4]50-51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三、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四、从政策性调整入,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五、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六、市场体系发展的渐进性、顺序性与完整性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七、结语: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1]许经勇.论我国的渐进式改革[J].财经论丛(浙江财经学院学报),1995(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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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32.

  [6]最新土地法律政策全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245-246.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8]许经勇.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经济特区有何异同[N].人民日报,2011-09-06(007).

  [9]许经勇.如何认识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N].人民日报,2013-12-06(007).

  [10]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

改革开放论文1500字篇4

  改革开放实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怎样理解改革开放也是一场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如何理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弄清这些问题,对全面认识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民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

  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导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但它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意义上的革命,不是否定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实现了目的和效果的高度统一,就在于我们既坚定不移的进行改革开放,有坚定不移的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决排除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干扰,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30多年的伟大历程和辉煌成就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新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毛概论文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是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再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行的,要发达起来,必须对外开放。实行对外开放也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吸取人类文明成果,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需要。实行对外开放要处理好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我们始终要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立足点,把增强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和重要原则。

  公元1978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这关键的一年里,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生死攸关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奠定了随后三十年间中国国力的持续快速发展,使中国真正的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帽子,开始大步流星的走上了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

  从1978到2008,三十年间我们的祖国和人民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在日新月异的改革变化中不断发展,不断惊奇。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个话题,我相信我的父辈们会有更加细腻、更加生动的体会和感触;对于我——一名90后的大学生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留给我们的印象和震撼又是什么?作为一名大学生,对于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所知难免片面、肤浅,而对于“改革开放”我们又缺乏宏观的理解和直观的接触,三十年间的历史,对于我们只是浮光掠影的画面,只是教科书中严谨而沉默的叙述。这三十年,究竟是怎样的三十年呢?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首先是思想解放的三十年。正是得益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领导,三十年来国人才从““””期间的保守、落后、偏执的心态变得开明、积极、宽容,为“大国”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一切的改革,首先必须自思想始。正缘于此,从1978年伊始,我党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不断的引进、学习、消化世界范围内一切有益的、积极的意识形态,坚持与时代同步、与世界接轨,因地制宜取长补短,用这些先进理念指引我们的改革,才彻底搞活了计划体制下日益困窘的局面,这才有了三十年间的快速发展。

  三十年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成功、获胜、腾飞的法宝,是我们社会和谐、民众安宁的根本保证。30年的风雨兼程,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30年的沧桑巨变,铸就了华夏儿女近百

  年的富强梦想!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就是中华民族永不屈服、永往高攀的历史缩影。

  细细的翻阅这段时光,常常忍不住叹息:这是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民族啊!三十年的时间创造了多少奇迹,留给世人几多感慨、几多震撼?我们默默奉献着的先辈们,究竟是怎样的一代人?感慨于我们这一辈人的无知与狂妄,深深叹息,然后又是莫名的期待:对于我们而言,“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一个和父辈共同的话题,一个打破代沟天堑的良好契机。无论怎样,围绕着这个令我们骄傲的话题,我们应该有共同的自豪和心声吧?

  就这次的汶川大地震而谈:汶川强地震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下,一场抗罕见震救灾斗争正在有序、有力、有效地展开。透视这场抗震救灾斗争取得的明显阶段性成效,我们深切感受到,科学发展观的有力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突出优势,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的物质保证,民族凝聚力不断提升的强大力量,这一切都为夺取抗震救灾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抗震救灾斗争的检验,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得到了进一步印证。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而对人生命的尊重则是以人为本理念的最根本最基础的内涵。地震发生后,党中央迅即指示“尽快抢救伤员,确保灾区人民生命安全”,胡锦涛先后3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并于5月16日亲临灾区,慰问干部群众,看望一线官兵、公安民警和医护人员;温家宝第一时间奔赴灾区,迅速果断高效地指挥抗震救灾,树立了敬民亲民爱民的良好形象,彰显了以人为本、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执政理念,为夺取抗震救灾胜利提供了根本保障。

  务实高效的政治优势。我国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之所以能够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夺取一次又一次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政治优势。比如,强大的动员能力,快速的反应能力,高度统一的组织能力,科学有序的协调能力。地震爆发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时到位、有力指挥,各级抗震救灾组织迅速成立展开工作,应急预案立即启动实施,人民军队快速全面介入,各级各部门通力协作,社会各界大力支援。

  日渐雄厚的物质基础。持续快速健康的经济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最显著成就。这给我们今天抗震救灾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地震发生以来,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抗震救灾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各界捐款捐物的热情不断高涨。想想:如果没有改革开放30年来综合国力的增强,没有物质产品的日益丰富,面对这场国难,我们很难想像会是什么局面。

  不断提升的国民素质。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检验着政府的危机处理机制和应对能力,也考验着国民素质。地震虽然震垮了房屋、桥梁和道路,但同时也凝聚了民众的爱心、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在抗震救灾中,我们收获了太多感动。全国人民与灾区群众的心连心,以各种方式为受灾群众献策出力、祝福祈祷,都凸现了人性的回归、社会责任感的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提高。

  百折不挠的民族意志力。面对每一次灾难,我们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凭着钢铁般的坚强意志和攻无不克的英雄气概,都能一次次战胜灾害,重建好家园。英勇的人民子弟兵和全国各地救援队克服灾区路不通、电不通、水不通、通讯中断等种种困难,不分白天黑夜与搏斗,与死神抗争,与时间赛跑,为生命接力,靠手挖肩扛,硬是从一堆堆泥瓦砂石中,从一堆堆废墟中救出了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在共同抗击自然灾害中凝聚起来的这种钢铁般的意志,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13亿中国人民的心中,涵蕴着战无不胜的强大力量,预示着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前途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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