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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在现实认知观的基础上,对其描写成非常态性现象。是文学体裁的一种,侧重于事件发展过程的描述。强调情节的生动性和连贯性,较适于口头讲述。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毛爷爷的小故事精选四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毛爷爷的小故事1

毛爷爷的小故事5

毛泽东的读书习惯在青少年时期开始养成,他一生与书,与图书馆结下不解之缘;同时,在毛泽东身上,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总是紧紧结合在一起,这成为毛泽东一步步成长,直到成为伟人必不可少的条件。可以说,是读书和实践哺育了毛泽东的成长,同时养育了他的豪气。

唐家坨藏书的蓄积

毛泽东出生在韶山冲一个农民的家庭,这里交通不便、风气闭塞,他两岁至八岁在外婆家唐家坨度过,且在整个少年时代,他经常去外婆家,尤其是1906年到1909年间那一段辍学的时间,外婆家的藏书和表兄文运昌从新式学堂带回来的新书,极大地慰藉和丰富了毛泽东的少年生活,更重要的是引领了他未来的方向。

湘乡在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将全县划成12个乡,乡以下划分为44个都和3个坊,都以下分区,区以下分牌;分别由都总、区总、牌头行使管理职权。唐家坨属于湘乡县凤音乡第四都,毛泽东的七舅文正兴(字玉瑞)当着都总。毛泽东来到这里时,外婆家已是一个大屋场,拥有房屋90多间,田地140亩;里外住着许多文姓人家。房屋的东头即是外祖父文芝仪家,西头则住着叔外祖父文芝祥一家。整个一幢屋,取名“三芝堂”,表示三兄弟——芝兰、芝仪、芝祥共有,正堂屋大门贴着一个大大的“福”字,两旁写着对联:潼川世业,潞泽家声;横批:介景绥多。

对联昭示着文家的来历、郡望和家风。堂屋里满室书香,正中有神龛和一块“天地君亲师”的牌匾。神龛两旁挂着一副对联:洛社英凤昌百代;文山浩气壮千秋。这是毛泽东的八舅文正莹(即文玉钦)所写。联中的“洛社”“文山”分别指三国时期魏国的大将文聘和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均系文氏祖先里赫赫有名的杰出人物。

堂屋两边还挂着3块横匾,一块是亲友送给毛泽东的外曾祖母贺氏的“贞松长茂”;一块是送给毛泽东的外婆贺氏的“厚德延年”,还有一块是送给毛泽东的八舅文玉钦的“积厚流光”。

毛泽东大约在1896年春来到唐家坨,也就是他的弟弟泽民将要出生的时候。毛泽东的八舅文玉钦为人正直,注重节操,又是读书人,他在家开设蒙馆,毛泽东向八舅要求读书,八舅认为外甥还不到开蒙的年纪,只让他旁听。

外祖家风对早年毛泽东曾发生极为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成才、读书方面发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从读书方面来说,直接影响毛泽东的是八舅文正莹。

文正莹(1859—1929),字玉联,号玉钦。他是毛泽东母亲文七妹的二哥、毛泽东的二舅父,因在同族兄弟中排行第八,所以毛泽东称他为八舅。文正莹是一位正直而温和的乡中儒士,在家中开了个小私塾,教族中子弟读书识字。

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外婆家有一间藏书室,藏书包括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百家经典及明清小说等,八舅是毛泽东幼儿时的启蒙老师,八舅的书斋就是毛泽东人生的第一座图书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外婆家唐家坨移交给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一批珍贵的古籍,这些书相当一部分是毛泽东少年时代读过的,计有:乾隆丁亥(1767年)刊印的《御批通鉴辑览》58册;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刊印的《礼记精义》1册、《周易精义》1册;同治三年(1864年)刊印的《尚书》4册、《礼记》10册、《诗经》4册;同治八年(1869年)刊印的《续资治通鉴》60册;光绪元年(1875年)夏刊印的《资治通鉴》104册;1926年刊印的《饮冰室文集》41册;另有《十三经注疏》3册、《论语》2册。

当然,唐家坨的藏书数量远远不只上述这些,仅从历经数十年残留和移交的这些书中,可见文家读书氛围之浓厚,对毛泽东影响之深远,特别是《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更是毛泽东一生中读得最多,受影响最大的书籍,其初读极有可能就是从他舅舅的藏书室开始的。至于《诗经》《尚书》《周易》《礼记》《十三经》这些国学经典也颇早进入到毛泽东的阅读视野,即使幼年时期还不可能有能力阅读,但在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在他不断地往返于舅舅家唐家坨与自己家韶山冲期间,他是阅读甚至深读过的。

毛泽东在舅舅家读过的书除了国学经典和各种古籍,还有时论新书。

咏昌先生,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泽东敬白

正月十一日

又国文教科书二本,信一封。

文运昌是毛泽东舅舅的儿子,即毛泽东的表兄,也是毛泽东早年读书的引路人之一。这个还书便条是有关毛泽东借书的最早的实证。

东茅塘藏书的熏陶

1909年,毛泽东辍学3年后,得到重新入学的机会:父亲输了一场官司,山林被霸占,毛泽东趁机向父亲提出重新读书的要求。父亲想:儿子要能学会打官司,也可为自己争一口气!韶山冲东茅塘附近的乌龟颈,有一位懂得官场世故的老先生在家授徒。“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毛泽东回忆的“失业的法科学生”是指毛岱钟,毛岱钟的父亲就是毛泽东的老师毛简臣。

毛简臣,又名恩镕,字羽仪,是毛泽东的本族叔祖父,其父毛相才(派名祖南)与毛泽东曾祖父毛祖人为堂兄弟。他是1881年二修《韶山毛氏族谱》的缮写和校阅以及1911年三修族谱的编修。

毛简臣青年时代投湘军,随左宗棠部远征新疆,充当钱粮师爷;他善于记账,能双手打算盘。1900年,也就是毛泽东7岁时才回到韶山,种田兼教书。

1909年前后的毛泽东,求知欲望颇强,他不喜欢学打官司,因此在毛简臣门下只读半年,就转到他非常敬佩的毛麓钟先生那里去了。

毛麓钟谱名毛贻训,学名绍芳,字麓钟,号云阁,生于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农历十月二十四日。祖父毛兰芳与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系堂兄弟,既有文才,又善辞令,其父毛鼎臣有5个儿子,毛福生居长,毛麓钟排行老二,还有寿生、喜生、全生。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毛麓钟中了长沙府学秀才。他青年时代投军,甲午战争后,辞职回乡,以“韶山小隐人”自居。

毛麓钟的家在东茅塘。这里也是毛泽东的祖居地,毛麓钟与毛泽东的父亲是共曾祖父的堂兄弟。早在毛麓钟祖父毛兰芳手里,就在这里创办一所私塾,叫作面山楼,这是韶山冲最出名,育人成果最大的私塾。毛兰芳给面山楼留下大量诗书及他自己的手稿(包括一套完整的《毛氏族谱》);毛兰芳之后,毛福生、毛麓钟又添置许多经史子集,结果,这里成了一座小型图书馆,毛泽东大开眼界,遍览群书,尤其还读了一些带有新潮意味的书籍——这是毛泽东少年时代在韶山接触各种书刊最多的一次,由此生发了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

毛麓钟的侄儿、毛泽东的堂兄毛宇居这样记述这间藏书楼:

予与季叔辈尚在童年,只知嬉戏,叔父(指毛麓钟)时严加课读,常率读书于住宅面山楼,每日课以经文;迨予年稍长,常指历藏之书籍告之曰:某箧为兰芳公之手册,某箧为汝亡父臣公(即毛恩甫)之遗稿,某箧为予手所购订。均经批点,无不一字一珠,宜珍惜之。

在毛兰芳先生留下的面山楼,毛麓钟慧眼识才,将毛泽东收为学生。于是,继舅舅的“乡村图书馆”之后,毛泽东又在他人生的第一阶段极为难得地得到第二座“乡村图书馆”。他在这里受到了毛麓钟先生的精心培育,正是有了面山楼书籍的熏陶和毛麓钟先生的指引,毛泽东有了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和当时中国前途命运的强烈关注,并下决心离开韶山,走向外面的世界。

少年毛泽东读书的经历,让人们清楚地了解到:书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韶山地方的非正规的“乡村图书馆”到湖南省城的图书馆再到京城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读书养育了毛泽东的豪气,读书成为毛泽东人生不可或缺的内容。

毛爷爷的小故事2

毛爷爷的小故事3

工作算自己的劳动

四川阆中人熊云,1933年参加红军,曾任中央军委机要科译电员,华北特种兵新建工厂政委。1983年6月,我还在编辑《星火燎原》的时候,听他讲了毛主席在延安参加大型生产运动时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

1942年底,延安大规模生产运动开始后,毛主席更加忙碌。他有一个习惯,喜欢晚上工作,有时候忙碌是通宵。这样,毛主席的睡眠时间越来越少。在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中,他经常忙碌一晚,第二天下午照常和中央机关的同志一起去工作。

当时熊云在中央机要科当译电员,和主席一起住在枣园。枣园有一排窑洞,用两面墙隔成三个院,主席住在北边的院子里,机要科住在中间的院子里。

机要科的同志们看到主席工作那么忙,休息时间却那么少,很担心他累坏了身体。趁主席到地上去的时候,他们几个机要员一合计,就抢着跑到主席面前,提出帮他挖地。主席慈祥地笑了笑,看着他们这群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挥示意不让他们帮忙,并说:你挖的地,不算我的劳动,亲手干才算自己的劳动。

就这样,毛主席花了几个下午,亲手挖了两亩多地,在地上浇了水,施肥,种了番茄、辣椒等蔬菜。不久,绿色的蔬菜和丰富的果实使枣园的后山坡更加美丽。

看着这丰收的景象,中央机要科的同志们非常感慨,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洒下了毛主席辛勤劳动的汗水!

毛爷爷的小故事3

一代伟人毛泽东意志如钢,平时不轻易流泪。即便爱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光荣牺牲,他也未在公开场合落泪。然而,在那漫漫长征路上,毛泽东却数次流下热泪。

乌江南岸,毛泽东挥泪送衣给“干人”

1934年年底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主力损失过半。在危急时刻,毛泽东力挽狂澜,指挥主力红军避实击虚,向敌人兵力空虚的贵州开进。

红军进入贵州后发现这里的穷人特别贫困,被形象地称为“干人”,因为他们的血汗已被各种苛捐杂税榨得一干二净。所以,红军所到之处,到处都是向他们求乞的“干人”。这些“干人”一个个衣不蔽体,骨瘦如柴。此情此景震撼了每个红军指战员,许多人不禁掉下了眼泪。

在红军路过乌江南岸的剑河县时,人们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婆婆和她的小孙子寒冬里仍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红军指战员们立即围了上来。此时,毛泽东从后面走来,见前面围着很多人,急忙问发生了什么事。一位红军战士答道:“老妈妈说,她一年收的粮食全被地主抢光了,她儿子前几天也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她没有活路,只好和小孙子四处讨吃的。”听到这儿,毛泽东已是热泪盈眶。

他当即脱下身上的毛线衣,又叫警卫员拿了两袋干粮,连同毛线衣一起送给老婆婆。他蹲下来,亲切地对这位绝望的老人说:“老人,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干人’的队伍。”穿上毛线衣的老人感动地直点头,嘴里连声念叨:“红军,红军……”领着她的小孙子,颤巍巍地走了。

云贵交界,毛泽东险失妻子贺子珍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红军成功地四渡赤水,又挥师南渡乌江,威逼贵阳,日夜兼程,很快来到滇黔交界的盘县境内,再往前走,就将进入云南省境。只要北渡金沙,红军就可以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扭转被动局面了。就在这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降临到他的妻子贺子珍头上。

1935年4月23日,红军总卫生部休养连来到盘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中午时分,天空响起了嗡嗡的飞机声,警卫员吴吉清急忙让贺子珍隐蔽,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组织安排伤员隐蔽。就在这时,敌机投下了炸弹。贺子珍头上、胸脯上、臂膀上,到处鲜血涔涔,倒在血泊中。经医生检查,发现她身上17处负伤。贺子珍苏醒后,对大家说:“我负伤的事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说完,又昏迷过去。

目睹此状,大家十分难过,特别是毛泽东专门派来负责照顾贺子珍的警卫员吴吉清焦急地问:“怎么办?怎么办?”战友们一面急忙把血泊中的贺子珍抬上担架,一面急派骑兵飞奔红军总部,通知毛泽东。

不一会,村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身披大衣、一脸风尘的毛泽东一跳下马,就快步走到贺子珍的身旁,弯下腰仔细端详着不省人事的妻子,拉着她的手连呼:“子珍!子珍!……”想着妻子在革命中经历的种种磨难,这位叱咤风云的红军统帅不禁轻轻捧着贺子珍的头,抽泣起来。

二郎山旁,毛泽东恸哭警卫班长胡昌保

毛泽东在指挥红军飞渡天险大渡河后,于1935年6月上旬的一天,亲率军委纵队翻越二郎山附近的甘竹山。他和警卫员一起艰难地往山上爬。途中,毛泽东不时地讲故事和笑话,逗得大家直笑。走到半山腰的开阔地时,他说:“歇歇脚吧!”说着,就在一块光溜溜的石头上坐了下来,大家也围着他坐下。

正在说笑之际,忽然,毛泽东的警卫班长胡昌保摆手示意大家停下。这时,大家才听清头顶上响起了嗡嗡的马达声,抬头一看,从东南方向来了几架敌机。毛泽东急忙让大家隐蔽,可来不及了。人们还没来得及跑开,敌机便俯冲下来,扔下了几颗炸弹。呼啸的炸弹成群落地开花,爆炸声震耳欲聋。其中一颗炸弹落在离毛泽东很近的地方。眼疾手快的警卫班长胡昌保大喊一声“主席———”,随即猛地向毛泽东扑去,趁势将他推向一边。瞬间,毛泽东刚刚休息的地方腾起了烟柱。大家不顾一切地围了过来,只见胡昌保双眼紧闭,浑身是血,倒在地上。所幸,毛泽东没有受伤。满身尘土的毛泽东蹲在胡昌保身旁,一边用手抚摸着他的头,一边轻轻地呼唤着:“小胡,昌保同志……”在毛泽东的呼唤下,胡昌保缓缓地苏醒过来。他微微睁开双眼,看到毛主席就在身边,忙问:“主席,您受伤没有?”“没有,小胡,我很好!”胡昌保脸上露出放心的笑容。毛泽东连忙喊卫生员给胡昌保包扎。

“主席,我不行了……还是留给……”“昌保,你会好的!”毛泽东哽咽地说。

胡昌保躺在毛泽东的怀里,望着围在身旁的警卫班战友们,缓缓而吃力地说:“同志们,不要难过!你们替我保卫好主席吧!”

胡昌保看着大家,然后慢慢地闭上眼睛,头一歪,倒在了毛泽东的怀中。

毛泽东把胡昌保轻轻放下,叫人取来一条毛毯,盖在烈士遗体上。面对为保护自己而牺牲的战士,他再也抑制不住悲痛,泪水从宽阔的脸颊上不停地流下来。

陕北吴起镇,毛泽东痛哭红军子弟兵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率先到达陕北吴起镇。为迎接新的伟大斗争,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走上讲台,首先看了看在座的红军将士们。目睹眼前这些衣衫褴褛、憔悴疲惫、面黄肌瘦的红军干部,他又一次情不自禁地流出了悲喜交加的泪水。他含泪说道:“我们虽然丢掉了中央根据地,遭到了失败,但到了陕北,毕竟还是胜利了!我们的队伍少了许多人,损失是惨重的。但走过来的同志经过千锤百炼,都是革命的种子!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前途是光明的。现在我们要从头做起!……”

毛泽东是意志如钢的革命伟人,平时轻易不流泪,当着如此众多的人流泪还从来没有过,而这次,这么多红军干部看到了毛泽东这么伤心地流泪。

毛爷爷的小故事4

毛爷爷的小故事4

毛主席对毛岸英“约法三章”

“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毛主席对自己儿子的“约法三章”。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常常都是因子女而引发的,如果他们也用毛泽东的这个“约法三章”,党内又何来因子女而产生的腐败呢?

田志芳,四川广安人。1933年参加红军,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营长、团参谋长,建国,曾任东北军区勤部车管处处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军事代办处顾问。如今回想起,1983年12月他跟我说的延安时期毛主席对儿了毛岸英严格要求的故事,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再一次油然而生。

1946年初夏的一天,在中央机关大食堂吃晚饭时,田志芳发现新来了一位同志,高个、宽肩、体格健壮,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军装,显得很精干。他发现这人有些面熟,在哪见过呢?寻思半天,可怎么也没想起来。

吃完晚饭,田志芳来到杨家岭沟口的花园。这里原来是个墓地,叫杨家坟。中央机关搬到杨家岭后,就在这里种上花草、瓜菜,便成了个小花园。这会儿,红茸茸的鸡冠花、紫幽幽的牵牛花、黄橙橙的南瓜连成一片,别有一番情趣。

田志芳在一个石羊背上坐下,掏出整文件准备看上两页。这时,只见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和一个青年慢慢走来,细瞧正是那位面熟的新同志。他们一边走,一边亲切交谈,从他身旁走过。他连忙问身边的一位同志:“和徐老在一起的是谁啊?”

“那是毛岸英同志,刚从苏联回来。”

“毛岸英?”

“就是毛主席的儿子。”

哦!田志芳猛地拍了一下脑门,怪不得面熟呢,原来是毛主席的儿子。

可他又有了疑问:“怎么毛主席的儿子还和咱们一起吃大灶?他刚从苏联回来,能吃惯咱这小米饭、山药蛋?”

那位同志瞥了田志芳一眼说:“毛主席一向对自己要求严格,给毛岸英‘约法三章’,要他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啊,原来是这样。

过了一段时间,看不到毛岸英同志来大食堂吃饭了。后来,在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前夕,毛岸英又回来了。他的脸变黑了,身体也瘦了。一打听,原来是毛主席把自己的儿子派到最艰苦的山区,上“劳动大学”去了。在那儿,他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身为领袖的毛泽东同志,对自己的子女严格要求,使边区军民很受教育。由于党的领导同志都这样以身作则,所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延安才得以蔚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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